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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

作者:来庆立   发布日期:2017-06-15 浏览次数:

    

      第三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近日在沪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24所高校与科研院所以及数十家学术期刊的近百位学者与会。论坛主题为“中国道路:政党、人民与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要直面当今国内外的“世界历史”问题,立足中国自身实践和内在逻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讨中国道路的文明类型和世界历史意义,推动中国进步和世界文明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中国道路其中的一个问题导向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探索用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取代全能型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一个既具有现代化治理特质、又适合中国国情、能够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探索和建构新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既不能照搬自由放任型国家治理体系,也不能硬套现代权威型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摸着石头过河”,围绕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以“分权”为重点,迈出了三大步:一是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为原则的党政职能分开;二是以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推动市场治理为重点的政企分开;三是以社会治理科学化为导向的政社分开。从而形成了四个相对独立、充满活力、可以承担治理责任的制度性元素———执政党、政权、市场、社会,逐渐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政权、市场和社会在其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各司其职、互相支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吴晓明强调,研究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视为文本解释领域的问题,要从文本出发,贴近现实。当理论开始向前迈进,并且触碰到真正的现实问题时,研究的困难可能才刚刚出现。我们应当关注实在主体,剥离理论神秘抽象的一面,重视调查研究,但同时也不能鄙薄理论。对于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讨论,不能采取“主观意识”的观点,这是无内容的“应当”,是单纯主观主义的立场。只有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当中,采用社会现实的观点,才能真正谈论法治、道德和国家治理等话题,进而处理好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的关系,将中国道路置于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演进的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建构真正的普遍性思想。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潘世伟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有各种形态,一是从开始延续至今的理论形态;二是以社会政治运动形式存在的运动形态;三是在社会运动中形成的人民国家形态;四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民众日常生活形态。在多重形态视角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的移植,也非教条式的照搬。在一百年来的实践中,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主体性实践,使“外来思想资源”在中国大地上生存、扎根、成长并开花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继续建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有六个着力点:一是中国发展要有思想和实践上的主体性;二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走向中高端;三是社会主义应当被视为各个领域相互关联的整体;四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五是注重人民在政治领域的信任感和生活领域的获得感;六是积极应对全球治理,明确中国的国际角色和历史使命。

  与会学者十分重视在国际视野中建构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南京大学教授蓝江指出,国外学者和政治家无法在民主和专制的简单二分中阐释中国的巨大变化。这也就引出了有关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建构问题,我们应在中国具体现实中反思原有概念范式,深化法治、政党、民主等概念话语建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认为,对于政党、法治等有关中国道路的问题,需要重视其世界意义和全球维度,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中国道路的话语不是已有话语,而是一个批判性的话语,是对当前国际主流话语的认知、批判和提升;二是不能单纯以特殊性自居,而是不断寻找普遍化的可能,回应当前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问题。

  在政党、人民和法治三者关系上,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姜佑福提出,三者在逻辑上不是并列关系,法治是中项,党和人民是端项,党性和人民性的相互促进构成法治系统的完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法治中国道路,是中、西、马文化结合的创造性产物,既立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传统,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介,汲取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最有希望全面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基本关系,创造一种既融合中西文明之所长,又去除各自文化与制度的历史流弊,同时为通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解放”做积极准备的新型政治生活和政治文明。

 

  来庆立 (执笔人单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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