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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巍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教师培训班
发布日期: 2013-01-17  浏览次数:

    会议时间:2012年12月25日上午

    会议地点: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会议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教师培训班

   

主持人: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现在开始。我们请复旦大学社会基础部的肖巍教授,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进行讲解,肖老师讲解的题目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注十八大与研究生教学。

   

肖巍:今天和大家一道来关注这个问题,并不是我比在座的各位高明,而是因为我几乎上过所有研究生的公共课,不管在早先还是现在,最新还接了一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相对本科生情况,我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至少还算比较熟悉,所以就来和大家一道分享怎么理解贯彻十八大精神在研究生教学中的体会。

大家都注意到,十八大以后,我们中国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的领导以崭新的姿态亮相了。习近平同志在新一届常委见面会上的讲话,就是我讲的这个题目的缘起,为什么要叫办好中国的事情呢?可能我们大家想到中国的事情就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当然是一个前提,但习近平的讲话意味着,未来中国恐怕要花很大力气不但要解决国家的事情,还要解决国民的事情。这段话在国内外媒体都得到很正面的高度评价,我注意到一些国外评论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对人民感受的重视,超乎想象。领导人在提到一系列人民要求更怎样怎样之后,特别讲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表态展现了一个新的气象。

今天我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关于结合研究生特点;第二,关于如何理解贯彻十八大精神;第三,关于理论自觉或自信,因为对研究生来说,这个问题肯定要比本科生更重要一些;第四,关于世界视野与时代情怀。对于研究生来说,这些方面的素质和要求也应该更高一些。

第一个问题,关于结合研究生特点。

我国研究生状况,从结构上看,我从教育部有关网站和数据归纳的,研究生现在规模大概是大学生包括大专高职高专的1/10,也就是100个高校大学生会有十个弱些出来读研究生,2012年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经达到近60万,这比十年前扩大了一倍。其中博士生6.7万,也就是100个大学生会有一个出来读博士生。这样博士生、硕士生和大学生的比例大概就是1:10:100。有意思的是,女生占的比例在上升,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的研究生教学里面应该考虑不同性别的接受问题,女硕士生占比甚至超过了本科生。在研究生中,理科生近30万,我这里讲的是大理科,包括理工医农,请注意我们大部分教师的出身不是大理科,所以对理科同学的教学要重视知识衔接的问题。专业硕士生招生最近几年扶摇直上,现在已经近15万了,占1/4。这部分研究生的教学特点尽管提上来议事日程,但还没有形成办法。随着以后专业硕士规模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也一定要解决好。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211大学就读的硕士生占75%以上,博士生占85%以上,这就是说我们大多数研究生是在一些师资、设施和各种资源比较丰富的学校,他们的信息来源、学术环境、研究氛围应该是比较好的。还有,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和自身经历高度相关,这和本科生不一样,本科生许多是被家长、学校追着赶着上来的,而研究生求学背后的实际动机则更强烈。

研究生的现实困惑和理论需求程度和本科生也不一样,虽然他们还是学生,包括刚才讲的结构、性别和学校类型等等情况,但他们的经历比本科生来得比较复杂,完全从本科专业一路上来的并不多。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我们更要关心的是怎样对他们的现实和理论需求有所帮助。因为研究生年龄要比本科生大几岁,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价值观,他们的自主性甚至成见都更强,你要像大学生那样灌输恐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各种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这和他们的阅历、价值观都有关系。他们接受主流的东西、意识形态认同也要比本科生更具有主观性和自己的态度。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一般在低年级就完成了公共课修读,到了研究生阶段就有几年的时间差,博士生阶段这个时间差就更大了,他们的成长肯定会对观察和思考问题带来一些影响的,他们希望获得能够让他们信服的东西,而不是要他们接受的东西。我来之前,上海高校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博士论坛,我们注意到,博士生在论坛上提出来的问题,比平时和他们接触时所议论的问题更广泛也更深刻,他们脑袋里还是有许多问题的,并且希望通过学习和研究,包括通过公共课获得正面的解读以及方法论,但是你要让他信服,而不只是进行灌输。考虑到这几年研究生就业率连续低迷,研究生规模是扩大了,但坦率说硕士生的声誉并没有因此走高,反而下降了,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和他们对前途的焦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比如在和研究生进行互动的时候,他们会提出一些很实际也很敏感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很难回答的。所以,我们的研究生教学,不能仅仅靠灌输,他们毕竟比较成熟,有自己的看法。我经常这样启发同学,这些问题恰恰需要你们帮着去解,我们现在还没有解或者解不好,你们以后接着干。中国的事情,要靠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研究生以后去摸索去解决,不要以为居高临下,用歌舞升平,用很政治正确的表达就能让他们信心满满,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实际的。

关于研究生教学与本科生的衔接问题,我想昨天两位老师大概都有提及,这的确也是很令我们困惑的问题,我本人参加了新的研究生理论课纲要的编写,也是在不断困惑中不断解惑:如何在高校的大学生阶段到硕士生阶段再到博士生阶段实现所谓“步步高”。我个人理解,这个步步高,对教师的挑战是很大的,甚至大于对教学本身的挑战。我们的教师肚子里要有货,要有把理论课讲活的本事,我们现在的纲要是提纲挈领的,这个纲要也只能是这样的写法,我称为文件式的写法,因此知道了文件原来就是这样整出来的,它经过反复推敲反复打磨,面面俱到,有根有据,但是文件的写法往往缺乏针对性,所以你不可能光靠纲要性的东西来解读大量活生生的实际问题。这大概也是一些老师对研究生理论课纲要感到不过瘾不满足的原因,纲要与教材不同,教材多少还有点肉,纲要都是骨头,是条条框框。而且这个条条框框还由于篇幅限制不能充分展开,在相当有限的篇幅内要准确地表达主旋律,就只能参照中央文件及有关文件的相应提法。步步高,主要还是对教师的挑战,我的形容是要烹调得对味口,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但通过我们的烹调,配料呀,加工呀,火候呀,达到五彩缤纷五味调和的效果,并使之成为一种艺术。对于硕士生来说,我们教学的重点是放在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上,要有意识地提醒他们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做、要办好的事情,也是我们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对博士生来说,就要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应该具有放眼世界的视野和感动时代的情怀,博士生的课,眼界应该更开阔,时代感应该更明显,与时俱进。研究生一半在大理科,又有1/4是攻读专业学位的,而我们大多数老师的教育背景是文科,这就有一个如何面对他们把道理讲好的艺术,所以我认为在对教师的挑战是很严峻的。

我们还要汲取苏联意识形态失败的教训。今年夏天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举办了一个论坛系列,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我们一道学习和探讨。我就讲到苏联教训的问题,不要以为有了物力、财力、人力,就可以把意识形态搞好,意识形态要让人信服,必须避免脱离实际、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的那一套,必须克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我们新一轮的博士生课改,也在做一些跟踪调研,同学反映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觉得有新鲜感,有利于他们开拓视野,深入思考。但最令我们头疼的还是出勤率,许多博士生对理论课的确有成见,他们这一路学上来,都是讲大道理,不能解释实际问题。成见一旦形成,再去改变就很难了。所以不能绕过实际问题和现实困难,对于大多数研究生来说,他们还是关心这些问题的,应该把问题的各种表现和内在症结揭示出来,尽可能地基于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加以分析和破解。我觉得新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有令人振奋的表现,他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就是要做事情办好事情,不是靠说教,特别是如果某些说教还是很落伍很脱离的,它们有意无意地成了我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的障碍。

要避免苏联悲剧的发生,有许多可以检讨的东西。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的讨论至少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体制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列宁;一派认为是党的领导人出了问题,这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众说纷纭,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在这里更关心的是苏联意识形态失败问题,苏共的第二书记就抓意识形态,但到头来并没有帮上忙,反而是帮倒忙。

我们以往高校理论课教学和研究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研究生方面探讨得比较少。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十八大精神的贯彻,或者说怎样贯彻十八大精神。

怎么理解十八大精神?我本人最近也经常在校外宣讲十八大精神,我认为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不应仅仅停留在字面解读上,某些概念以前是怎么提的,现在的提法又怎样等等,这个虽然有必要,但不能太执着于这样的解读,对于研究生教学,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方法论的框架,因为具体到每个学科每个专业,研究领域都很不一样,人家未必关心概念的细节变化,怎么理解十八大精神,还是要花很大力气去提炼的。我个人认为,十八大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二是顶层设计的思想,以前我们比较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摸”现在要与总体思路结合起来,我们的研究生考试就想出类似的题目,就是如何理解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关系问题,现在光靠摸是不行的,一方面水越来越深,另一方面有这样一部分人,摸石头摸得不亦乐乎,不准备上岸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就是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概括。三是最近新的领导人不断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是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一步期许。办好中国的事情,还是要靠改革和开放。“重庆事件”给我们一个强烈的警醒,去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大家都注意到的教训是,如果你改革不跟紧不到位的话,就会把革命的力量催熟了。原来有些体制内的力量,可以成为改革的正能量,结果变成了负能量、革命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现在讲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不要忘记它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关于形势判断,有三个没有变,第一个没有变就是我们仍然在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还是发展;第二个没有变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矛盾还是供应问题,必须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社会建设上来;第三个没有变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不会因为中国大而不强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既没有这样的动机也没有这样的能耐去改变国际现行秩序。这三个没有变,一个是阶段,一个是性质,一个是地位。

我常常对同学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就是因为事情不好办。中国就像一个超大的巨型航船,第一个不好办,中国是没有采用联邦制的大国,世界上许多大国都是联邦制,美国是联邦制,金砖国家中印度、巴西、俄罗斯都是联邦制,但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这样的巨型单一制国家要拐弯,拐弯半径是很大的,我们现在讲转型、讲改革,其实都是某种拐弯,科学发展提了有十年,但实施起来与我们的目标还有些远,十八大提出科学发展作为指导思想,意味着科学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要拐好这个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大船的拐弯肯定比较难。第二个不好办,是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快到还不那么容易减下来。温总理今年初强调要抓住机会调结构,但是不久又要求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因为速度要下来得太猛,幅度太大会出其他的问题,按照我们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GDP波动一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到几千万人的就业预期,哪怕上下0.1个百分点,也要影响到几百万人的就业预期,为什么这几年大学生就业形式一直比较严峻,应该是和这个波动有关系。但速度如果不能慢下来,这对拐弯造成了难度。第三个不好办,是中国内部现在的复杂性也是以前没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但这个第二可不是好当的,我们现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和群体差距都严重扩大了。这就像这条大船有一些很先进的设备,但也有大量一般性的,还有不少稀里哗啦很落后的东西,各位想想这条大船拐起弯来是不是难度相当大呵!你把这些道理讲清楚,我想大多数人都还是能够理解的,中国共产党要当好这个超大国家的领导,领导十几亿人民转型、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毛泽东时代,毛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他可能做不到一言九鼎,但一言七八鼎还是有的,他能够力挽狂澜,排除干扰来拨正方向。现在我们党的领导班子一言几鼎呀?!这些并不是什么坏事情,毛一言九鼎,他英明的时候领导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犯晕的时候我们可就倒霉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毛、邓时代那样高度集权威权。这些情况就没什么好回避的,我们正处在大的拐弯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十八大报告里对国内的问题有比较详尽的概括,但最主要是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所以必须要转弯。

应该看到,我们现在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共产党的旗帜上一把斧头、一把镰刀,就是代表工农。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工农打下了新中国的江山,如果我们把劳动者划分几个阶层,第一个是管理层一千多万,其中公务员七八百万;第二个是经营层,包括实体经济、虚体经济、商务的、物流的等等,大概三千万吧;第三个是知识界,包括我们教师,以及科技人员、医生、文化工作者等等,应该有五、六千万,这三个阶层也就一亿人,第四个阶层是三亿多工人,他们从事各种行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中出来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农民工。第五个阶层是四亿左右的农民,其中有些年龄比较大了,妇女也比较多。这大概就是中国现在的八亿多劳动者发布结构,老人、小孩、学生,以及未就业或没有工作的都不算。也就是说中国还有数以亿计的好几亿人属于第四第五阶层,他们对国家发展起来的感受就非常复杂,有人算过这样一笔账,就是年收入超过十万元的,他对8%左右的通胀率不那么敏感,年收入超过六万块元,他对5%的通胀率还能接受,但是年收入低于五万元的,他对3%的通胀就会有抱怨。越是收入偏低的群体,对CPI上升和通胀越敏感,这也是由恩格尔系数决定的,因为这直接关涉他们的生计。现在我们国家建设成就很显赫,能不能惠及数以亿计的人民,他们认不认这个帐。高校的有关调查表明比较好的大学,本科生的家境条件一般要优于研究生,这意味着研究生的看法也会包含某些家境因素。

民生反映的是社会问题,还要注意自然也会对国家发展有反应,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说天灾越来越频繁,其实有些天灾是伴随这人祸的,你看近年许多天灾发生在西南,这里恐怕就有人为的因素。不但自然灾害,还有气候变化、地质灾害,这些都是要引起警觉的:发展不但会影响社会,还会影响生态。而发展的可持续必须有自然条件的支持。还有,现代社会充满着各种风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拍胸脯说它没有食品安全问题,没有地沟油、塑化剂、给鸡吃抗生素,但恐怕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些年接二连三暴露出那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令人触目惊心。以前不法的谋财无非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在发展到要害命了,这个经济活动的底线正在被突破。还有,中国发展给整个世界到底带来了什么?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相当紧张,有这样那样的纠纷,其实这些麻烦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因为中国力量大了,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周边的影响和需求都在增强,这就把周边原来搁置的问题挑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尖锐了。这个肯定也要牵制我们的发展。邓小平经常讲,一心一意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现在这个一心一意,至少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来处理这些麻烦问题。还有,中国为世界提供怎样的价值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一句很伤国人感情的话,她说根本不要担心中国崛起,因为中国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也不会给世界提供什么新的思想观念。这是骂人不吐脏字呀!她的意思是中国人只配苦力,只配干活,他没有思想,拿不出像样的价值观。我们怎样回答这个挑战!

十八大精神表明了一个新的转折。中国发展要转型,要改变,以往的发展方式把中国蛋糕做大了,这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了不起的果实,也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有人把今天出现的很多问题归结于改革开放,在我看来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了了。今天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从改革开放获得了好处,我今天在这给大家上课,是教授,是专家,但我下乡时只有15岁,那是1970年,偷鸡摸狗可没少干,饿的呀!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口大面积的摆脱贫困。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蛋糕做大了,有的人从中获得了几十倍、上百倍的好处,那差不多应该是我讲的前面几个阶层,而大多数人只获得几倍十几倍的好处。这就有问题了。社会学关于幸福的理解众说纷纭,什么叫幸福?是很难定义的,它是一种主观感受,但是影响幸福的因素可以通过调查统计得出来,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是比较。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是比出来的,以前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现在的地位反差太大,就会引出一些问题来。尽管人们的生活不会比改革开放之前更难过,但他怀念毛主席。毛主席不是不想做蛋糕,但那时的国内外条件,以及他对形势的判断都影响了做蛋糕的动机,所以他画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大饼,要大家去追求。但画饼不能充饥呀,时间长了大家就不满意了。这就是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发动起来。现在蛋糕做大了,但是又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怎么分蛋糕的问题。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可不是天然吻合的,我们甚至可以找出反例来,秦始皇的时候国家很强大,人民却闹到要揭竿而起的地步。德国法西斯也是国家很强大,不长时期就超过了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但是把几千万德国人民拖进了战争的深渊。我们要使人民对国家富强带来的好处认同,有满足感幸福感,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发展转型。如果说十八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还是得从这上面去解读。

我们看的这些数字,不完全是经济数字,还有政治数字、社会数字,也有环境数字,特别是对于理科研究生要有说服力,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道理,实际上包括了方法论,通过一些数字来说明存在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发展,仍然在这个位置,就是以世界上1/5的人口生产出世界1/10的GDP,相当于人均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一半的位置上。我们以前的经济能力是开放不足,现在的外贸依存度超过了2/3,这就可能对经济安全造成某种威胁。还有消费比重比较低的问题,我国消费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来个百分点。我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位居前列,中国城镇居民大约5亿人,这是有户籍的。这5亿当中1/5比较富裕的一亿人和1/5比较贫穷的一亿人,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了8到10倍,这个差距和美国的3亿多人,比较富裕的和比较贫穷的1/5相比差不多,但它是全美的,没有什么城乡差距,我们的城乡差距算进去那差距就大多了,1/5比较穷的人口已经和美国总人口相当了。所以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促进城镇化是一个重要抓手。还有我们的开支是怎样的?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美国差不多,都是20%左右,但开支结构很不一样。中国的行政开支占了1/4,而民生开支,包括公共教育、医疗、保障房等等这些年紧追紧赶,已经占了财政开支的比重的15%,那么我们的这个开支到底主要是开支于民还是官呢?这个要不要改?还有我们的环境损失,现在中国无论排放还是能耗都已经超过了美国,将面对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这几年关于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国受到的压力首当其冲。世界平均的环境损失率是3%,也就是每100单位的GDP有3单位因为环境破坏抵消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损失率是1%,中国高达8%,这些就和我们的科技水平有关系,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要有大的改进。

美国原来不肯批准京都议定书,硬是拖到了后京都时代,他们这几年花了很大力气开发页岩气,有人估计到2030年美国能源可以自足,美国能源自足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美国现在很多政策,包括它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很大程度上都与它的能源需求有关系,如果它能源自足了,会不会更加霸道呢?这个问题恐怕要未雨绸缪。美国为什么能够做到能源自足,还是因为它有开发新能源的创新能力。美国在气候问题上一直被骂,但现在手上有了一张牌,岩页气度牌。我们今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了1万亿元,两年前,还只是7千亿元,投下去的钱已经很不少了,但跟发达国家出现能力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说白了,我国科研规模很大,含金量不够。未来20年,能源问题如果不能有明显改观,我国发展的动力难以延续。

发展转型要有创新驱动,我们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都与创新能力有关系。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战略,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最近又提创新型国家战略,都是围绕创新展开的。创新不是买来的,是要自己创出来的,在早先创新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买技术,用市场来换,但现在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靠买技术是无法提高创新能力的,这就是中国的发展特点问题。十八大报告有很多表述,实际上就是讲这个问题。

中国的发展特点,概括起来一个是“快”,一个是“重”,这就把发展扭曲了,又快又重的发展,跑得很快背负很重怎么可以持续呢?支持我们发展的资本,除了物质资本令人瞠目结舌,其他资本都相形见绌,比如人力资本,以前讲人力资本主要是劳动力质量,现在看来数量也有问题,劳动力供应和人口政策可能都要有调整;自然资本消耗过大,环境压力相当大;还有社会资本,什么叫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我们现在办事比较吃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彼此不大采信,做好人好事,吃力不讨好,说明社会道德状况不乐观,其中非常突出的信用问题,整个社会都缺乏诚信。我们制订了许多规则,但恐怕办事起来还是得靠某些潜规则,请客、吃饭、送红包,这都是明规则靠不住的反映;我们许多地方的交往网络仍然停留在传统社会的关系网水平上,这些与我们现在的发展要求很不匹配。支撑国家发展的资本条件,除了物质资本很强劲外,其他资本尽管也有成长有变化,但这个成长和变化与物质资本的作用没法比,这就使得中国发展转型的各种风险增加了。这里可以联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中国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国家要花一百多年才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物质积累,但是前面讲的那些问题,不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吗?如果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话,就会出现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人家一百多年先后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在中国这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压缩的形式集中爆发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否则就必须调整变革,这不是很贴切的样本吗?很多同学以为领导人总希望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党章和指导思想,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形势比人强,我们再也不能按照传统方式去发展了!传统发展方式,现在遭遇的是国际国内两方面都不允许,世界危机还没有消停,贸易争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分依赖外贸的格局还能能维持下去吗?国内以前是产能不足,现在是严重过剩,土地收益耗尽了,再靠什么来拉动。现在有人挖空心思搞什么新城改造,满脑子还是利用土地,这些你做一次两次可以,大家都这样行吗?特别是有些项目,到底给谁带来了好处,这就是现在争论很激烈的问题,而且出现了各种题材的群体性事件。

我注意到最近有些学者,把民粹主义看作当前中国最危险的社会思潮。中国的确有这样的情况表现,几亿人在改革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眼睁睁地看着有那么一批人几十倍、上百倍的财富增加,你说他的心态是好吗。个别人能造出那么大的动静,应该承认他有个人魅力、形象、手段和能力,否则不可能造出动静来,不可能想出那些招;但是他没有社会条件群众基础行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没有社会条件群众基础能办到吗?我想这些问题都应该深刻反思!十八大精神提醒告诫我们这些问题如果不做好,或者对这些问题掉以轻心,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不能够令人满意,民粹主义的东西,群众抱怨的能量会高涨,热度会升温。这就是为什么温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要讲那段话。

中国当前要解决的最大发展难题,就是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还必须把蛋糕分好。我们不妨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邓小平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有所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那些是不是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做,但就是转不过来,慢不下来,你慢不下来怎么调整,这也是两难。所以,十八大提出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这就是顶层设计的要求,就是发展遇到了一个关口,按照十八大的说法,现在新的历史特点,我们现在要过这个坎儿。我们仍然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布局不但是经济建设的布局,还包括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江泽民时代已经提到政治建设,十六大以后又讲社会建设,现在加进了生态文明建设,总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如果按邓小平的设想,还有一个祖国统一。这些目标和任务都很明确了,而且还规定了“两个一百年”倒计时。我还是特别强调十八大精神要重视这个。

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理论自觉与自信。

由于研究生阶段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价值观,我们只有把道理讲清楚,使同学对理论有比较透彻的理解,才能有“自觉”,有了自觉才可能有自信。我们现在最重视的理论就是科学发展观了。讲科学发展已经十年了,大家都知道科学发展的提出,是由当年非典疫情引起的。发展问题,以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是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加以阐述,还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中出现,十八大决定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明确下来,提出“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我觉得这也是转型发展最艰难的要求,就是发展的立场怎样真正转变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以财富为本。新一任领导也强调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接下来就是怎么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也是当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讲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每个人参与发展、分享发展的权利。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你包装得很华丽,大家还是一头雾水,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现在的领导人身体力行转变作风,改变我们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习惯的那些做法,那些套话,很华丽,但是很空洞。如何理解科学发展促进发展的权利,就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或者说可以大作文章。现在我们基本上解决了生存权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将近1/3属于贫困人口,这个1/3是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指标,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就是贫困了;现在贫困标准涨价了涨到1.25美元。根据这个标准,之前有三亿贫困人口,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3,现在大概还有一点几亿贫困人口,但已经下降到1/10左右了,这也是中国发展大幅度解决贫困问题最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要不是中国这样力度的减贫,世界贫困人口恐怕还在增加,世界减贫,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中国,但现在我们更关心更需要给力的是发展带来的问题,也就是切实解决发展权的问题。生存权、发展权是我们保障人权首要考虑的问题,新的人权行动计划,可以看到很明显与十八大要求的布局是一致的,就是把发展人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这是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理论切入点。

人权问题以前在中国比较敏感,由于各种原因甚至忌讳莫深。我的老爸,在1967年被失踪,当时叫隔离审查,没有任何程序。我们现在的人权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是也仍然有不少问题。人权问题我们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们中文世界的人权与想法Right还是有所不同的,Right的本义是对,是正当、资格的意思,我们有自己的理解方式,人权问题也要有中国化解读,人权在中国就必须和中国人讲的这个“权”联系起来,“权”是衡器,管衡量的关系。我下乡后来做会计,那时候一直和这个秤打交道,秤杆叫“衡”,称砣就是“权”。我个人认为,我们讲权衡就是这么来的,也就是要处理各种不平衡的关系。科学发展就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人特别爱讲平衡,这是艺术,也是风格。因为她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家庭处理问题肯定要比小家庭复杂,大家庭,更何况一个大的国家,它的关系、线索都很多,这些关系、线索都是要搞定的,否则就容易出乱子,所以中国人的智慧里就有关于“和”的体验,有关于“权”的概念。

譬如发展和民生的平衡,也就是全面发展。我们现在就要花相当大的力气,为了进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过去我们的主要精力是在国家建设上,现在要加快社会建设的步伐。我承担了博士生《当代》课程刚要关于社会建设的那部分编写,我的心得是国家建设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呼唤社会建设的配合,社会建设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事关人民的感受。社会建设以前都理解成救济,好象是应急性的,救济是一种被动的模式,世界各国经验告诉我们,救济不救穷。真正要解决的是改善民生,要提高国民素质和发展能力,这就必须重视就业、教育、医疗等这些能够激发人们能力的社会条件。这对于执政党对于全社会,这个民生菜单都是很难严峻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恐怕主要还是一个定位不清楚的问题,到底是公共品呢还是要商业化。医疗方面,我们国家三十多年人口增加近5亿,之前是9亿,现在是13.7亿,平均寿命也增加了近十岁,大家不妨想想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增量,5亿人乘10岁,多么大的医疗需求呵。但是我们的医疗供应有没有成比例的增加,中国80%的公共卫生资源集中在约400座城市,但中国有近700座城市,也就是说,另外300座城市和更广大农村才能分享那另外的20%,你说这个能公平吗?能不医患冲突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看病都舍得花钱去保命,但如果没有成比例的医护人员,医疗服务、医疗资源均等化,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我个人现在也越来越关心老爸老妈的养老问题,但可能很多人还不会特别关注这个问题,中国养老问题解决如果现在还不奋起直追,以后势必会成为巨大的社会包袱。还有反贪腐,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两者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财政取之于民,但你用之于谁啊?这说明许多民生问题确实是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发展和文化的平衡,就是协调发展。我认为协调发展就是两条腿走路,不能一脚浅轻一脚重,我们现在的发展文化这条腿它不得劲,文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的短板了,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排在民生问题就比较次要了,其实文化问题恐怕要比民生问题还更难解决。文化是教化,culture是耕作,要慢慢培养出来。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大多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表面上很热闹,但未必是真正的文化建设。文化要从很基础的事情做起,人文教育缺失,已经反映到国民素质上了。我在台湾看到当地居民的行为举止,比我们这里的还是要优雅些,这就是文化。再说一个例子,复旦大学每年要进七八百个自主招生的同学,从入围到最后录取大概是4:1,这几年我们也对这些学生做了跟踪和分析,发现有相当比例,将近四成的同学的第一志愿是经济管理类,复旦大学文、理、医科各占1/3,如果在文科里的将近四成,这个数字已经偏高,现在加起来居然有四成,说明什么问题?志愿可不完全是学生自己的考虑,而是家长、学校、学生合谋的一个结果,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的偏好。那么,以后我们靠什么来传承文化呢?我们最好的学生,如果相当一部分看中的怎么挣钱,怎么接近财富,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需要要平衡,包括我们整个社会,怎样创造鼓励大家关心文化的氛围,这些都是要我们的研究生以后去帮着解决的难题。

发展与环境的平衡,就是可持续发展,我们现在的发展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限制或者制约就是环境约束。环境收益是长期的,整体的,但对于个体来说,它肯定比较关注短期的、自己的收益,这个时间偏好和个体偏好,很难使他自动关心长远的事情,大家的事情,这就必须依靠法治和道德规范来引导,如果发展与环境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就势必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十八大报告说我们国家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而中国的环境问题又是相当复杂的,它既有工业化以前的问题,主要在中西部,为了生计过度开发,就会出现过度垦牧,过度砍伐,造成沙化、碱化乃至荒漠化,但现在最主要的是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工业化带来的能耗过大,排放过大,这和我们的技术水平有关,我们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20%到30%,日本一吨标准煤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要五吨才能做出来,说到底还是技术创新不足,节能减排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的焦点,许多能源政策、气候应对乃至国际责任,都和这个问题紧密挂钩。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的问题,别的不说,中国的手机用户选择已经超过9亿,据说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是3年,其实大多数学生用不到3年就会换新手机。这就意味着每年有3亿部手机的消费,这个对经济有贡献,但同时还有3亿部手机的弃置和报废,这些手机零件是不会自动降解的,它会到进入水体,进入土壤,最近十多年,一些人体组织性的疾病和肿瘤疾病高发,有的病还以每年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尽管现在还未必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但大家隐隐约约都觉得这些疾病与某些难以降解的东西,重金属什么的有关。每年3亿部手机不知去向,10年就是30亿部,如果不能很好处置的话,我们又将如何面对我们的后代呀?

北京精神,第一个叫爱国,结果网民说应该是“首堵”,北京有470万辆车,其中有大量的公务用车,上海相对来说交通情况好一些,因为只有300万辆车。中国现在大约1.4亿部机动车,相当于每10个人一辆车,机动车还包括摩托车、拖拉机。汽车工业可以带动很长的产业链,甚至可以拉动房屋装修业,由于城市化,有车为城市生活和出行提供了便利,但要是发展到美国那样的10个人8辆车,情况会怎样糟糕呀?这些问题在科学发展中是不能回避的,也是我们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

我们的理论自觉不是拿来做秀的,不是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而是要用理论做事情解决问题。现在中央的权威和毛、邓时代比起来发生了很大变化,转型发展,地方、部门虽然也一直强调贯彻落实,但思路还是聚焦在GDP上,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发展冲动持续高涨,因为有了项目就有了GDP,有了政绩,甚至还有明里暗里的好处,所以它非常积极,但老百姓就不买账龄,因为他们并没有从这些项目中获得利益,反而还会有不小的损失,这也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升温的主要原因,官要上项目,民反对项目,关系紧绷着,越来越紧张。几年前中央政府为了救市,投了4万亿,但这4万亿究竟怎么用的,刘志军这样的贪腐也是4万亿养肥的。现在贪腐的处置越来越棘手,涉及金额太大了,范围太广了,老百姓的感觉是这些项目对贪官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前些年,群体性事件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上,这些年特别是今年集中在环境问题上,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镇海事件,老百姓担心那些项目有危害,付出了请愿及至闹事的成本,政府先是压制而后紧急刹车,也没有获得好处,环保部门的认证老百姓不相信,政府的公信力何在?百姓的福祉何在,这就是一个多输的结果。去年乌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后来虽然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但是否能成为解决类似问题的样本还不好说。我们讲理论自觉自信,重要的是这个理论管用,能够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什么办法?还是改革。现在改革进行得很艰难,因为改革会使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受损,他就不干,拖着甚至阻挠,这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障碍。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党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优势、劣势往往一体两面,也就是所谓一分为二,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就是开国领袖毛泽东留下的一个基本盘,共产党执政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派,也不允许有,这个优势,使我们可以比较从容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一定要警惕不能躺在这个优势上睡大觉,否则优势就会变成劣势,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等,也就是去年胡锦涛纪念建党90周年讲话中提醒的四个危险。所以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学习十八大,也要联系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自身问题的反省和自觉,十八大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坐标,又提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只有靠自己来解决问题,那就是说改革改到了自己头上,未来的改革主要聚焦是与民有关的体制性改革,扩大民主改善民生。我们看到十八大报告中高频率出现人民字样,十八大以后,党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讲到为民谋利,都是在强化对人民的承诺和改进措施,加快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迫切了。在研究生思政课中,我们应该把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优势、劣势,难处和希望都摊开来,而且明确告诉同学们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一代必须面对的,也是要求大家一道来解决的。改革改到今天,容易的都改了,进入了深水区,无论是先搞民主还是先搞民生,其实它们往往难解难分,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助于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化。邓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几次讲话,他所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包括我们今天的社会体制改革,他说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但不改革又通不过。现在再指望哪个领导人发号施令,已经达不到以前的效果了,我们的改革得通过几个方面的博弈来达成共识,博弈是game,也就是游戏,游戏就得有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就是顶层设计了。以前我们的改革主要是靠摸,进一步的改革必须在游戏规则的框架里进行,包括党和政府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的关系,不同部门、地方的关系,都有不同层面的博弈。

十八大报告要求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靠什么摆脱危机,国进民退?我们现在有那么多产出,却没有很好的绩效?科技在市场经济中究竟怎样发挥作用?讲了这么多年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为什么还是落实不下来,说到底还是体制改革没到位,没有制度创新的推进,技术创新恐怕只能是纸上谈兵。

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我们的立法机构要改革,官员比例要下降,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一直是个僵局?立法机构中如果官员很多,代表利益集团说话的很多,你可以想象会出现怎样的决策结果。中国有2.4亿农民工,全国人大的农民工代表只有几个人,一个人要代表好几千万哩。政府这几年的改革力度也不算小,但从效果看恐怕不得不承认事倍功半,或者说政府改革的结果与预期有相当大的差距,政府不能亲自操刀自己去当运动员,它要做的是当好裁判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等。之所以政府改革推进难,就是因为它已经成了利益主体了,不肯放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们的国企特别是央企要改革,几个垄断部门的央企职工人数仅占全国职工人数的不到一成,但工资数额却超过全国职工工资总数的一半,这种情况正常吗合理吗?央企口口声声是共和国的长子,问题是它负了长子的责任吗?但是你要把它的利益剥出来,那可就难哪!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开放型的经济体系,这可不是中央文件一句话就能搞定的,但维持现状延滞改革以后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还有,加强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要靠社会力量来进行,这就需要有社会体制的改革,分散的、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具有和政府、企业进行谈判的力量,必须组织起来,但用什么方式组织,怎样防止成为体制外的对抗力量,都要通过改革来摸索前进。十八大报告肯定了协商民主,那协商的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也只有改革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十八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三句话:第一句话,凝聚力量,攻坚克难。这就是说现在力量还没有凝聚,各有心思,各行其是。但这个凝聚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虽然是文件语言,但这样排序的理由大家应该明白。第二句话,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老路就是回头路,现在的确有人在煽动。9月份的抗日游行里,有些打着毛主席旗号的情绪是健康的吗?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能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肯定走不通,中国的能源对外部依赖强了点就引起了那么多的反应,国际上一直有人批判中国搞环境殖民主义,能源帝国主义,这个世界不可能允许中国再像当年那样,通过世界市场殖民地等等转移发展成本进行资本主义扩张了,根本就没有那样的空间了,怎么办?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到内部来消化,那国内必然进一步分化。如果我们说以往我们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的理解还只是在字面上,现在无数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可以利用,但一定要控制。第三句话,要有改革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改革要有勇有谋,有胆有识,要敢于改,不改将更加麻烦,我一直提醒诸位,在座的听我讲和我交流的,都是在上面的几个阶层,但改革的结果是要让下面阶层的大多数人比较满意,要让大多数满意的事情就一定要有智慧,不能蛮干,要看准时机,还要注意投鼠忌器。理论透彻了才有自信,只有自信我们才能以理服人。研究生的教学,博士生阶段的、硕士生阶段的,理论课都是围绕中国问题大做文章,前面说了,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国家的问题,还有国民的问题。习总书记的广东讲话,很鲜明地提到既要冲破思想障碍,又要突破利益藩篱。十八大带给我们的理论自觉自信不是拿文件来照本宣科,也不是解释性的文字游戏,还是要把理论进展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讲清楚,从理论到实践也不是马上就能够有什么解的,实际上能够解的差不多也都已经解了,现在更要紧的是激活大家对难解问题的关注和信心。

第四个问题,关于世界视野与时代情怀。

这个问题特别涉及研究生的教学,也和近些年“中国模式”的讨论有关系。最近唱衰中国的明显少了,以前很多国外评论对中国发展抱有戒心,现在好像反而是唱盛中国的人多了,这就出现了所谓中国模式。我想中国模式论者大概有这样的前提,那就是人家都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反过来证明我们是好的。欧洲不是出了问题吗?主权债务危机,美国也出问题了,金融危机、占领运动等等。中东、北非地区出问题了,政权更替此起彼伏,只有我们是稳定的发展态势很好。这个逻辑是否成立?不客气的说这差不多还是冷战思维,应该说人家有人家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发展转型、国计民生是我们现在最更关心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有好事者把邓小平的所有文字输入电脑,想找出他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结果发现是“中国”,他经常说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既没有野心,也没有这个能力管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更不会去干涉人家。我们现在并可能在相当长时间里,主要的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办好中国的事情,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负责,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如果出了毛病,全世界都要受累。我们何必多此一举谈什么中国模式,难道是想用这个模式来影响世界?从邓小平开始到现在历届领导人都没有这样的野心和动作,中国现在强调的还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是我们对自己发展的明确定位,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国家形象的影响力不是靠宣传做出来的。我们很多人都想到美国去看看,看来以后也有不少心向往之的,于是又准备把孩子送到美国去……你说美国给你的印象除了强大以外是否还有软实力的东西,这个软实力是它宣传出来的吗?不得不承认它的宣传做的很奇妙,润物细无声。中国的软实力影响力靠什么,我觉得还是靠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这是中国要长期坚持的发展道路。三十多年,我们把蛋糕做大了,下一个三十年,我们要花力气解决好把蛋糕分好的问题。我们考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一定要确立这样的立足点,一定要警惕某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发酵。归根到底,还是要知己知彼,对中国对世界都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世界上的事情很多很复杂,中国如果应对这些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首先我们自己在这些方面我们怎么样树立一个自己的明确姿态,并妥善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各种关系。随着世界各个国家的大融合,我们对世界承担的责任也多了。包括气候谈判,大家可能注意到,现在气候谈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个很大的焦点,就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国家,金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而印度系把中国推在前面的,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能源问题和排放问题,这几年虽然总的调门还是共同区别责任,但是这里面发达国家比较注重共同发展中国家注重的是区别,我们现在是把金砖国家绑在一起,来增加我们谈判的分量,但是实际上这也存在科学发展和和平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势。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是合作,现在进一步提出共赢,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对世界的态度,就是世界的脉搏,我们还是这样的基调,强调平等、包容、和谐。

我们讲意识形态和世界形势,不要过于张扬,现在有些议论就有点过了,张牙舞爪的。中国到底在什么位置上,究竟准备做什么?我们自己心里最有数。有些事情防不胜防,还会引起多重解读。去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北京胡同的一个小饭店吃了一顿炸酱面,随从五六个人,结账七十几块钱,收了他们14美元,平均一人两美元,标题党马上出来说在中国两美元就可以吃上一顿体面的午餐,这不是给我们和人家的汇率之争添乱吗?香港国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个教训。引起争议的,包括后来甚至有绝食的,无非抗议你要强加于人。在内地我们讲爱国,是和爱党、爱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缺省的不用证明,但是在香港地区讲爱国,国民教育,与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体制的关系就要谨慎一些。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着急不得。塑造国际形象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在世界各地做了很多“中国梦”、“形象大使”,还有“孔子学院”什么的,这些东西有必要,但最主要的并不是这些,是怎样处理好与世界与周边的关系,和谐相处,合作共赢。这不是说只有妥协,没有抗争,只有妥协就没人看得起,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马克思主义不但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还要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只是提供了一个样本,样本可以参考,中国经验适用于中国,但也可以供世界各国的人们参考,因此而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既然是本土化,那就会出现多样性,所以,也就必须有包容性,这个也要有所强调。

还有时代性,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空间上有本土化的问题,在不同时代还有时代性的问题,我们应该告诉研究生,当前我们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么看待今天的资本问题,资本你不利用它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怎样驾驭它,控制它,这些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多空间。我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

前总书记很少题字,我就拿他这四个字“高瞻远瞩”和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主持人:各位老师,今天上午肖教授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思政课教学,如何贯彻十八大精神,讲了四个问题,我想大家听了之后会很有启发,很有感触,我作为一个听众,我听了之后有几点深刻印象。肖教授讲的四个问题,反映了肖教授在教学当中和科研当中特别注重的几个理念。

一是以人为本,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研究生思想和阶段性方面的状况,这是一个背景。这对我们也提出一个要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当中,尤其是针对研究生教学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对自己教学对象有深刻的了解,我们的教学才更有针对性,理论教育效果才会更好。

二是他讲十八大反映在思政课中,肯定了成绩,同时也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告诉学生一方面我们有成绩,另一方面我们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等其他人来解决,而是靠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来帮助解决,这就是应该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是特别强调要有世界视野,我们在给研究生学生上课的时候,不光要讲我们国内的情况,还应该多讲国际的情况,在这种对比和比较中,更深刻地体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肖老师的报告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帮助,也很精彩,让我们再次向肖老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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